这段时间，于雷除了报社的重要采访，基本上是在写着那个下岗职工生存现状的调查报告。他走访了一百多名下岗工人，跑遍了全市十多个乡镇和街道。
这天他终于写完了，不仅写完了，还把一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在电脑上打了出来。当然，金小小看着于雷的一指禅鸡啄米似地，难免心血来潮帮着打了一些。
拿着厚厚的打印稿，于雷内心里是有些不安的。因为越调查，他越感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在调查中他发现，下岗工人普遍生计艰难。许多下岗职工家庭日常生活十分简单，他们平时吃饭，很少吃鸡鸭鱼肉类,平常一般都是以素菜为主，且多为时季大市菜，还有特别困难的到菜市场捡菜农剥下的菜叶子。因为顾忌面子，说是拿回去喂给猪吃，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当菜吃。很多人家中，几乎没有什么电器设备。拥有最多的是黑白电视。电冰箱不少家庭也有，但他们使用电冰箱不是为了享用现代化设备，而是舍不得剩饭剩菜的浪费，主要是存放剩菜剩饭不让其馊掉。他们许多家庭没有空调，更谈不上电脑之类的高科技产品，有的只是电风扇——也算是生活奢侈品了。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享有“最低生活保障救济金”。 他们几乎家家都有待赡养的老人，正读初高中丶大学的孩子。每月劳动收入除了赡养老人、供抚孩子已所剩无几，日常生活只能将就着应付。
第二个方面就是住房难。于雷发现，大多数下岗职工现有住房都是企业未破产前，由企业分配的单位福利房。后在房改中由职工自己出资购买了产权。这些住房大都修建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，面积窄小，户均40到50平方米，设施配套不完善。经过了三、四十年使用，又缺乏必要的维护维修，房屋质量已明显下降，甚至一些成了危房。城市改造中，还有一些下岗职工住房成了拆迁对象。但因政策方面的原因，房屋拆迁后开发商补贴的拆迁款，只能购买新房的几个平米。生活本就拮据的下岗职工根本无力购置新房，许多下岗职工再次面临无房可住的困难，给他们的心身造成极大影响。
第三个方面是看病难。 当前进入“4050”期的下岗职工，多数面临着身体不适期，这个年龄段也是医学断诊的”多发病”期。肺结核、糖尿病、骨瘤、心脏病等都易于在这个年龄段爆发，还有职业病。一些患病的下岗职工因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，只能强忍着丶拖延着病体的折磨，实在不行了，也只能花尽可能少的钱在药房买几粒药应付了事。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参加医疗保险。不是不想参加，而是实在拿不出这笔够全家人生活一两个月的高昂保费。
于雷发现，社会不公也是下岗职工生存困难的原因。例如“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”的发放，就存在明显的不公。下岗职工申请“低保金”时，社区会以下岗职工领取了安置费或以没有指标名额等理由，搪塞敷衍了事，使下岗职工无法享受党的阳光。同时一些公益单位，滥用公权力，动不动就随意上涨水、电、气价格，或以改造设施名义大肆圈钱，使下岗职工雪上加霜。
遇到这些问题，下岗职工却无处维权。例如水、电、气等公益单位肆意圈钱，明知是错的，但人家借用的是行政行为，投诉到政府，政府不会理睬。上访，专政机关将其视为精神病，并有可能被强制“治疗”。上诉法院，法院不会受理，并且下岗职工也掏不起诉讼费用。与此类似的，还有房屋拆迁、就业纠纷、养老保险纠纷等等。
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政策落实难。 很多国家出台的惠民政策大多停留在文件上，很多地方政府拒绝执行。例如，国家针对下岗职工失业问题，劳动部曾明确规定，下岗职工失业期间，每月可领取当地平均工资60%的待岗救济金。但各地政府在实际操作中，从没发放一分钱的救济金。规定下岗职工失业期间，可享有失业救济金保险，但地方政府却以种种借口及理由，拖延拒绝执行。国家惠民政策，被地方政府打了水漂。
于雷在调查中发现，对于下岗职工的就业，同样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问题和困难。首先是年龄障碍 很多用人单位招聘条件，首先进行了年龄限制，先天否决了大龄下岗职工的求职愿望。
其次是文凭要求。下岗职工普遍文化水平偏低，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初高中毕业后便参加工作，还有相当部分是下乡当了知青返城参加工作的，文化水平有限。而用人单位开口就要大学本科、硕士、博士，下岗职工便只得望而生叹。第三个方面是专业技术限制。大多数下岗职工从参加工作至下岗，都在同一单位同一岗位服务，专业单一，技术面窄，难以适应用人单位专业技术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