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外两个都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文职官员，一个姓程是学土木工程的在国军工兵团当参谋，解放后任北大建筑工程系教员。一个姓雷是学无线电的担任国军雷达站技术专员，解放后任省广播电台技术科长。占彪道：“都是人才啊，打开！”
占彪接着问道：“哪位是要反革命暴动的樊刚上校？”
那个钢刀团团长向前一步默然无语。
强子说：“这事儿你不想说说吗？”
那樊刚低声说：“已经说了无数次了，都到这儿劳改了还有什么用。”
成义摘下眼镜擦了擦接道：“你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犯了什么事儿，以后要在一起劳动了，是一家人了，也算是自我介绍了。你不想借这个机会说点实话就算了。”
樊刚听罢看看占彪和大家胸一挺说：“好，那我就再说一次。”
原来樊刚在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时押运四辆卡车的黄金去机场赴台，那时要求赴台不许带家眷，而他新婚一年的妻子正处待产痛苦中，樊钢只好让妻子女扮男装让部下抬着混在队伍里，但前方的路又被炸不通车了，解放军追兵又至，多方困境中他一咬牙命令部队步行撤向机场，把黄金拆箱让每个士兵都揣满衣兜带走部分，他守护着待产的妻子把剩下的黄金交给了追杀过来的解放军。
当时算他为起义人员安排复员，然后他租了几间房开了个小旅社养活妻儿。没想到镇反时他还是被逮捕了，去抓他的时候他要求给点时间安置正在生病的妻子和弱儿未获同意，便和抓他的民兵打了起来，四个民兵受了伤，他被称为暴乱分子，要不是献黄金有功早就枪决了。
樊刚讲完后想到无人照料的病妻弱儿不禁涕泗横流。这时占彪好像无意中问了一下小旅社的地址，接着又不动声色继续问起了贪污犯。
占彪说道：“你们这些贪污犯我就不问打鬼子了，不打鬼子还叫解放军吗。和我说说你们的贪污是怎么回事。”
占彪指上那个“三野”的采买员：“你在上海购买汽车材料的老板是不是姓章？”采买员站起称是。
占彪接着问：“他真的给了你一万元回扣？”
采买员不语。占彪一拍桌子喝道：“你知道不知道你说这一万元回扣害得章老板差点跳了楼？！”
采买员大惊：“啊？真的啊，我真该死，当时被斗得死去活来只想自己承认了好过关，没想到，没想到……”
占彪转头气得又拍下桌子。
其他贪污犯七嘴八舌地说着，有说只喝过资本家的茶，被强迫坦白交代为受贿加贪污十万。有的说按运动比例自己不当‘老虎’别人也得当。当时‘三反’判刑的界限就是一万元起（本文此前涉及钱数已将当年市值换算为现今币值，即一亿元等于现今一万元）。
占彪一挥手：“真是乱弹琴，都打开。”二柱子上前把手铐都一一打开。
占彪最后看着那五名不法商人。
一人不待占彪发问便主动说：“首长我是梅生罐头厂的老板，梅生罐头享誉中外，我怎能用腐坏食物自毁长城？！我的下属曾去朝鲜调查过，志愿军发现的那批坏罐头是被汽油弹烧过才坏的。可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解释。”
另一商人也哭丧着脸说：“要我半个月内完成一万套志愿军棉衣的任务，哪来的那么多棉花啊。我请示过志愿军后勤部，将部队医院库存的一批旧棉被拆了改做军服，然后等棉花上来了我再给医院做被。当时他们还夸我们动脑筋解决了大问题呢，可是‘五反’运动一来说军服里有带血的旧棉花，我就成了祸害‘最可爱的人’的奸商了。”
占彪听完了劳改犯们的话，他站起身来，来回走了几步，然后面对这些人只说了一句话便走了出去：“从现在起，你们要在这里好好做‘人’！”
樊刚和众劳改犯们都瞪大了眼睛，他们分明听出了占彪嘴中说的“人”的着重语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