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天宋子文都在外交部陪着王正廷和马慕瑞协商关税自主问题，日方代表则做着最后的挣扎。

　　  1929年7月19日，国民政府就照会过日本，1896年中日通商航海条约展期期满，应根据平等相互之原则商定新约。

　　  新约未订之前，则适用临时办法。

　　  8月14日，国民政府再次照会日方，但日方表示不接受。

　　  原因有以下两点：第一，日本对华贸易具有特殊利益。日本对华出口额“占全国出口百分之四十有余”，比其他国家都高，且输华的物品多为中国最有可能大幅度提高关税的轻工业制品。当时的田中内阁甚至直接对金陵国民政府的外交部说“日本在华特别利权，过于重要，实难放弃”。第二，此时日本寄希望于与各国协调一致，共同对抗华国的行动。

　　  1929年10月，美国第一个与华订立关税新约，英国也表示赞成华国关税自主，法、意亦同意，日本被孤立。

　　  田中内阁因对华强硬措施未有效果引起国内的批评，连原本积极支持田中的日本工商业阶层，也因“受排货之影响，渐至不能支持而口出怨言”，“田中地位，岌岌可危”。

　　  意识到华国关税自主已不可避免的情形下，田中修改对华政策，希冀与金陵国民政府交涉订立互惠条约。

　　  国内情形也迫使金陵国民政府尽快与日本交涉，取得关税自主权。

　　  当时叶洛人还在美国，而以虞洽卿为首的上海工商界要求关税保护甚烈，政府为满足此辈之要求起见，亦愿关税自主问题尽快解决。

　　  1929年12月4日，在宋子文呈现给校长的报告中说：“日方要求我国承认西原借款，为答允我国关税自主之交换条件。日方态度既如此，请国府明令颁布十九年一月实行国定税率。财部当遵照办理。”

　　  1930年3月12日，中日双方签订草约，并定于5月6日正式签字。

　　  此时日方代表还在争取最后的利益，妄图让金陵国民政府再退后几步，让他们得到足够多的赔偿款。

　　  赔点钱对宋子文而言根本不是事，反正钱也不是他来出，他只要求尽快完成协议，方便他从中大捞特捞。

　　  就在昨天，历时两年的中日关税谈判终于以《中日关税协议》的拟签订而告终，在其他各国承认华国关税自主的一年半后，日本最终也承认了这点。

　　  虽然为了尽快促成此事，宋子文还答应签订了中日特种物品税率协议，这让日本获利极多，但金陵国民政府以此为代价，换得日本正式承认关税自主，国人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关税自主完全恢复，确实振奋人心。

　　  在特种税品协议里的货品，也有重新得到自由增税的机会，协议里明确写着：“即在协议内所列的特种货品受限制者，远则三年近只一载，过此以往，便可自由，譬之行路，虽稍迂回，而终有到达目的地之一日也。”

　　  三年之后，国内即可自由制定关税政策，不受任何协议税率的影响。

　　  许多时政评论家纷纷发表看法，说“就此观之，成立这样一个关税协议，不能不算是外交上一大进展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