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战，陆战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。
船体两侧各摆放多少火炮，摆放在何处都是非常严谨的。
火炮一响，船体甚至都会发生侧移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海战，远处以大炮轰击，近则以小炮、火枪射杀，必获全胜。
赵昺在锦衣卫百户武垒的护卫下，带着李恩、高潜一起前往火器测试区。
由于赵昺不喜欢迎来送往，所以得到消息的李有钱、张有德、赵有礼三人也并没有出现在大门口，而是直接在靶场上等候着。
“臣等拜见陛下。”三人行了一礼说道。
“张卿，你安排一下，打几炮让高大匠看看情况。”赵昺道。
几辆装载着千斤之重的大型佛郎机炮的新式炮车被推了出来。
经过反复测试，最终射程、威力俱佳，射程达到600余步的大型佛郎机炮被定型下来，只等着到达琼州之后，便可以立即投入生产。
射程出真理。
宋蒙襄阳之战，蒙元旧式投石机射程只有一百米，而襄阳护城河便有150米宽。后来忽必烈从伊利汗国调来造炮能手阿老瓦丁、亦思马，在襄阳造巨型投石机，炮石重一百五十斤。
日夜发石，声大如雷，巨大的襄阳城墙倒塌，1272年正月，困守襄阳的吕文焕开门投降，至此长达6年的襄阳之战以南宋失败告终。
伊利汗国是铁木真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在西亚所建立的政权，是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之一。（其他三个分别是：金帐汗国、察合台汗国、窝阔台汗国。）
守江必守淮，守淮必守徐。
襄阳、徐州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（此时的黄河是南入黄海的，而不是清末北入渤海）
唐代诗人白居易一首《长相思·汴水流》，把江淮地区对江南的重要性，描述的很清楚了：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州古渡头。吴山点点愁。”
还是那句话，哪有什么千里运粮的，大宗粮食、货物，包括兵马都是走水路的。
实在没办法了才会选择陆路，陆路对于后勤保障那是堪比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的。
自古以来，北方走水路攻打江南，无非三条水路。
一是：徐州——淮安——扬州——京口（江苏镇江）。
二是：开封——淮阳（河南商丘）——寿春（安徽淮南）——合肥——六合（江苏南京）。
三是：洛阳——襄阳——鄂州（武汉）。
寿春在南北朝，刘宋时期曾改名睢阳，与河南商丘睢阳古城地名相同。
明明不是一个地方，为何地名相同？
这其实与“永嘉之乱”，衣冠南渡之后，故土难舍有关。
说白点，就是故土沦丧，在新的地方重新建一座城，仍叫原名。
襄阳、徐州其实就是南下的两把门钥匙。
华夏历史上但凡是江南政权，自己家丢了这两把门钥匙后果是什么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即便是后面的老朱北伐，那也是要优先先占领这些重要地区的。
“襄阳者，东南之脊柱也，无襄阳则不可立国。”
而襄阳的沦陷对于南宋是个沉重的打击。
襄阳沦陷，鄂州（武汉，在宋朝叫鄂州，非后世的湖北省鄂州市。）不保，南宋千里江防被蒙元从中间截断，首尾不相顾，蒙元随时可以兵发长江，直指江东。
蒙元从西域调过来的新式投石机，射程可达180——200米，已经可以越过护城河攻击襄阳城墙了。
当然了，只凭借新式投石机蒙元未必就一定能获得胜利，南宋的一波骚操作，才是襄阳沦陷的关键。
襄阳之战，刘整（此人第二章有介绍）的水师起了关键作用。
罪魁祸首当属宋宁武军、保康军节度使吕文德。
范文虎、贾似道则为帮凶。
（范文虎，南宋殿前副都指挥使，赵宋因为赵大的原因不再设都指挥使，只有副都指挥使。）
制水权至关重要，没有强大的水师力量在江南地区打仗是不可想象的。
这便是赵昺费尽千辛万苦也要把火炮架设在战船上的原因。
远、中、近三重火力网！